《金瓶梅》大量性描写出现之原因初探
当《金瓶梅》在明朝后期还只是以抄本形式流传时,就引起了当时不少著名文人的热烈反响,如袁宏道称誉其为“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书》),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野获编》)。至清有张竹坡、刘廷玑等人为之张扬,特别是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刘廷玑《在园杂志》)。张氏不下十万字的总评、回评和读法评论,对《金瓶梅》一书的思想内涵,人物塑造,结构安排和各种表现手法, 颇多别开生面和精当的评述, 故刘廷玑称美他的评论“可以继圣叹”(《在园杂志》), 对后世研究《金瓶梅》者颇有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海托华的评论则概括了《金瓶梅》在国外的重大影响:“《金瓶梅》内容的广阔,情节的复杂,人物的雕塑,都都足以和西方最伟大的小说比肩。” 然而,由于在这部杰作中具有较多刻露的性描写, 遂使不少研究者对作品中的这一部分产生程度不等的困惑。笔者认为,对作品中出现较多刻露性描写的原因作一次集中的探讨,可能是有益的。下面拟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来加以阐述。
鲁迅先生对《金瓶梅》“时涉隐曲,猥黩者多”(《中国小说史略》)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简括为“而在当时,实亦时尚”(同上书),作为对《金瓶梅》大量刻露性描写产生的客观原因的概括,“时尚”之说是十分精当的。根据众多的文献资料,产生《金瓶梅》时代的特定“时尚”,至少是由三种潮流汇聚而成的。
一种是上层统治阶级的纵欲狂潮。这一狂潮由来已久,从成化时宪宗(朱见深)嗜媚药,下接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可谓变本加厉,一个皇帝更比一个皇帝荒淫无度。正德朝武宗(朱厚照)为大肆淫乐,特“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节列,名曰豹房”(《咸宗外纪》)然而,宫内众多妃嫔犹不能满足其淫欲,又以外巡为名,北至大同、宣化,南至南京、扬州淫奸民女。可谓足迹所至,污秽百端。凡纵欲者,必嗜媚药,此尤以嘉靖朝世宗(朱厚熜)为甚。明人沈德符《野获编》揭露说:“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道士陶仲文因献秘药“红铅”,骤然大贵,竟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佞献成风,流风所及,嘉靖朝淫风炽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于是颓风渐及士流……世间乃渐有不以纵读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波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同上书) 在位仅六年的隆庆朝穆宗(朱载垕)“以壮年御宇,亦为内宫所蛊,循用此等药用,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野获编》),后直接死于纵欲。
产生《金瓶梅》的万历朝,神宗皇帝(朱翊钧)的淫欲,比之其列祖列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据《野获编》载,神宗醇酒妇人尚嫌不足,更耽男宠,“同卧起”,“内廷皆目达为十俊”(男色现象在《金瓶梅》中也有明显的反映)。特别是万历二十七年以后数年间,因连续平定了播州(州治今遵义市)、宁夏的騷乱和东南倭寇的侵扰,于是益发以为可高枕无忧,永享太平,神宗白天黑夜在深宫中耽于淫乐,竟数十年不临朝视事,一切政事皆委之于太监,政事因而进一步败坏。
总之,从正德的武宗到万历朝的神宗,四个皇朝的纵欲之风愈演愈烈,连续一百十多年淫风浸复, 连张居正(万历朝)那样著名的宰臣亦嗜媚药,其余可知。上行下效,举国从风,晚明社会嫖妓寝娼、耽恋男色成为时髦。以致当时娼妓身价远远高于一般贫穷女子, 如《金瓶梅》第三十七回西门庆为他的姘妇王六儿买了一个丫头, 价钱是四两银子,而第九十二回陈敬济买回一个叫冯金宝的妓女却花了一百两银子。《金瓶梅》即产生在这种淫风炽盛、人妖不辩的时代。
以上是构成“时尚”的第一种潮流。
其二,是以李贽的代表的反对宋明理学禁锢,张扬个性和人欲,要求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李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人欲”的肯定上。他提出“穷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主张人必有私”。(《藏书·德业儒臣后论》)。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封建教条,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从已之欲”。(《李氏文集·道古录上》)并说:“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这些主张冲击了当时传统的封建思想,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晚期不少著名文人或多或少皆受到李贽思想的熏陶的影响。例如屠隆在《与李观察》一文中说:“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 把“男女之欲”看成人类的根本。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文人作家都对当时的小说戏曲中出现的对男女情欲甚至性行为的描写采取了赞成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一种的文学认识。例如屠隆主张;“夫诗者宣欲导滞,畅性发灵,流响天和,鼓吹人代,先王贵之。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陈,所以示劝惩,备观省。”(《鸿苞·诗选》)他自己创作的几种传奇(如《修文记》)也不避性描写。冯梦龙则提出“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山歌序》),他所编撰的《三言》即体现了这种去张。《三言》中对男女性欲和性行为的描写也是常见的。稍后的著名书评家金圣叹在《西厢记·酬简》的总批中说:“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与有?”上述新兴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便是形成当时“时尚”的第二种潮流。
以上两种潮流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它们都对下述第三种潮流的形成产生很大作用。这就是在当时许多文学、戏曲及绘画作品中,甚至在百姓的日常器用上,都程度不等地表现看男女的情欲之状,的的确确形成一种表现情欲的狂潮。例如小说方面当时有《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流行于世,这些书中刻露的性描写, 比之《金瓶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意君传》约刊于正德年间,写晚年武则天宠爱男宠如意君薛敖曹事,书中的性描等几乎充塞全篇。在戏曲作品中也是如此, 除前面提到的屠隆的《修文记》外, 还有陆采器《南西厢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 甚至以文辞博雅著称的传奇、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有刻露的性描写。
了解了上述三股潮流交织形成的特定“时尚”, 实际上,也就了解了《金瓶梅》产生许多刻露性描写的一个重要原因了。《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不能不受上述三股强大潮流交织形成的特定社会“时尚”的影响。当然, 这仅是其客观方面的原因。
《金瓶梅》一书出现许多刻露的性描写必然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长期以来对主观原因的研究仍甚为少见。即使有一些,也多以万历版《金瓶梅词话》一书的序跋为依据进行阐述。但由于至今还不能确证序跋作者即是小说的作者, 因此,这种对主观原因方面的阐述也只能看做是一种猜测。这在《金瓶梅》的研究中应该认为是缺少了必要的一环。诚然, 研究主观方面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为要进行主观方面的研究首先必须研究作者, 而众所周知的是迄今为止《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仍未有定论, 这就给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的解决, 除了仍要在作者考证方面下功夫外, 还须要作其他的尝试。
下面, 笔者试图先从作品本身存在的某种矛盾现象入手来探索《金瓶梅》这部杰作出现许多刻露性描写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了《金瓶梅词语》本(以下简称《金瓶梅》)以后, 多半会发现在这部洋洋一百回的大书中实际存在着两种笔墨, 一种是直接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的笔墨, 一种即是约占全书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写人叙事的笔墨。两者不仅在数量上相差很大, 彼此不成比例, 同时这两部分笔墨风格(按:不是指两种笔墨所反映的内容)的迥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金瓶梅》的语言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应该说这一评价不包括直接描写性行为的那部分笔墨, 其原因不在于这部分笔墨反映了淫秽的内容, 而由于其语言本身的原因。举世公认:占全书绝大部分的写人叙事的笔墨, 其总的特点是描写周到致密, 运笔错综变化, 语言泼辣酣畅而又圆熟精巧, 达到了极高水平。可以说, 其雕塑人物, 则口吻毕肖, 形神俱出。且看描绘潘金莲的几例:
(1)第二回写武松受派“往东京干事”,临行,来哥嫂家告别,席间,委婉地提醒潘金莲要谨守妇道,不想“篱牢犬不入”一句触到了潘金莲的心病,“那妇人听了这句话,一点红从耳边起,须臾紫涨了面孔,指着武大骂道:“你这混沌东西,有甚言语在别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喂脓血搠不出来鳖!老娘自从嫁得武大,真个蚂蚁不敢入屋里来,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休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一块瓦砖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这几句话马上显现出活脱脱一个撒刁耍赖、倒打一耙的泼妇形象。
(2)第三十回写李瓶儿临产,全家因之忙乱,潘金莲恨意顿生。先是嫉妒,在旁说风凉话:“耶嚛嚛!紧着热刺刺的挤了一屋子人,也不是养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孙雪娥匆忙跑来看,黑影里险些绊了一交,潘金莲就说:“你看献勤的小妇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抢命哩?黑影子绊倒了磕了牙也是钱:养下孩子来,明日赏你这小妇一纱帽戴!”以后就百计唬吓暗害官哥(李瓶儿之子)。其用心之阴险、手段之狠毒,明晰可见。
(3)潘金莲也有倒霉的时候。第十回写潘金莲和琴童通奸被李娇儿、孙雪娥告发,西门庆拿了马鞭子,顶上角门,喝令潘金莲脱光衣裳,跪在地下。尽管此时她已偷听到琴童没有招认,但通奸却是事实,且她的香囊葫芦儿是从琴童身上抄出的,简直铁证如山。换了别人,早就吓憎了。可她求饶中不忘喊冤,辩护中不忘反击:“就屈杀了奴罢了!早那个不逢好死的嚼舌的淫妇,嚼他那旺跳身子。见你时常进奴这屋里来歇,无非都气不愤,拿这有天没日头的事压枉奴。就是你与的簪子都有数儿,一五一十都在,你查! 不是我平白想起什么来与那奴才?好成材的奴才!也不枉说的,凭一个尿不出来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头!” 尽管此事被她憎混过去,,但也吓得不轻,从此应安分一些了。但是她不,正象书中一个人物所说,她是“缝着的就上”,不久又不顾死活和陈敬济勾搭上。她自己的一段话道尽了她不顾一切后果,只知抓住眼前一切机会纵欲淫狂的心态:“我是不卜(按:占卜)他, 常言‘算的着命, 算不着解’。想着前日道士打看, 说我短命哩。怎的哩, 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 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死是棺材。”(第四十六回)其声音口吻非潘金莲莫属。正如清人张竹坡所评:潘金莲“一路开口一串铃,是金蓮的话,作瓶儿不得,作玉楼、月娘、春梅亦不得”。作者的语言达到高度个性化境界。其他写西门庆应伯爵,吴月娘等无不如此。
以上说的是写人的笔墨。谈到其叙事铺陈,则情景逼真,纤毫不爽。
《金瓶梅》一书写西门庆与人偷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很注意写其如何机缘遇合, 如何牵线开桥,如何谋面,如何试探,如何定局成奸,一层层写来,“细针密线”(见谢颐《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真个“情事如画”(《新刻绣像金瓶梅》评语)一丝不乱。西门庆和潘金蓮、李瓶儿如何勾搭成奸之事已为读者所尽知,不去说他。现举西门庆先后和王六儿、林太太、贲四娘子三人的奸情来说说。贲四娘子是西门庆家中的奴仆,身份最低,她要依靠主子的权势,王六儿是西门庆伙计韩道国的婆娘,身份比贲四娘子高,她贪的是西门庆的财;林太太的祖爷是太原节度使邠阳郡王王景崇,是堂堂的王侯之家,既不靠西门庆的权势,也不贪他的钱财,而是利用西门庆满足她的情欲。因此三人情况不同,身份各异,写来就十分不同。勾搭贲四娘子只须男仆玳安去交代一声就行,而且还要玳安取得信物。大概一顿饭的功夫,玳安就来回报了:“小的将爹言语对他说,他笑了,约会晚上些伺候,等爹进去。叫小的拿了这汗巾儿来。”(第七十七回)西门庆晚上去时,“只见贲四娘子在门首站立已久……西门庆钻入里面……于是不由分说把妇人搂到怀中……”(同上回)简直手到擒拿,稀松平常。主子对奴仆只能是这样。勾搭伙计的婆娘王六儿就不同一些了,靠玳安是不行了,要找牵皮条的冯妈妈,冯妈妈还要作些试探的启发,比如:“你晚夕一个人儿,不害怕么?”(第三十七回)“……我举保个人儿来与你做伴儿,肯不肯?……你若与他凹上了,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熟了时,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寻得一所,强使在僻格刺子里。”(同上)西门庆进到“明间内坐下”之后,王六儿“良久”才“扮的齐齐整整出来拜见”(贲四娘子是“在门首独自站立已久”,老早就等在那里了)“让进房里”以后,西门庆没有象对待贲四娘子那样“不由分说……”而是先对王六儿表示关怀:“见妇人自己拿托盘儿,说道:“你这里还要个孩子使才好。’”(同上)并表示买丫头的钱由他付与。然后还要“摆下案碟菜疏,筛上酒来”,至此,“妇人把座儿挪近西门庆跟前……。”
西门庆和王六儿偷情多少还有点谱儿,用现在话说,还有点规格,不象贲四娘子一点身价也显不出来。西门庆和林太太偷情的“规格”那就不大一样了。先是找另一个牵皮条的文嫂就颇费周折,机灵的玳安都问不到,要去问陈敬济,后者指给玳安一条道,那可够曲折的:“东大街一直往南去,过了同亿桥牌坊,转过往东,打三家巷进去,半中腰里有个发放巡捕的厅儿,对门有个石桥儿,转过石桥儿紧靠着个姑姑庵儿,旁边有个小胡同儿,进小胡同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铺隔壁上坡儿,有双扇红对门儿的,就是他家。”(第六十八回)这可比寻冯妈妈难多了,难怪玳安还要陈敬济再说一遍他才记住骑马去寻了。好不容易见着了这位文嫂,她还拿架子,玳安立逼着她来家,由西门庆亲自向文嫂交代,还要先赏了五两银子然后再读正事。
作者这些富有讽刺和幽默感的笔墨都不是多余的, 都是在巧妙地写林太太不同于王六儿及贲四娘子的身价。接下来文嫂要去游说林太太。尽管这位林太太做惯了那营生,但还必须要为双方、特别是为“簪缨人家的闺眷林太太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西门庆“闻知咱家乃世代簪缨,根基非浅,又见三爹(林太太之子王三官)在武学肄业,也要来相交”啊,什么“闻知太太贵诞在迩,又四海纳贤,也一心要来与太太拜寿”啊, 什么“只说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递状,告引诱三爹这起人,预先请老爹(按,指西门庆)来, 私下先会一会”(第六十九回)啊, 经过文嫂这样一番苦心设计,才和林太太谈妥了。但是要进入堂堂招宣府偷情还得一番周密安排:西门庆得等到“街上人静时”上街,不能从正门进入,要悄悄地走后门;但走后门也不能轻率,先要在看守招宣府后门的段妈妈“落脚做窝”;要段妈妈开门事先还要联系好暗号:弹门。(这可大不象西门庆到贲四娘子家偷情的模样:“这西门庆看见没人,两三步就走入贲四家”——七十七回;也很不象西门庆到王六儿家偷情的模样:“两个小厮跟随,径到门首,下马进去。”——第三十七回) 如此这般以后,方得从后门进入;但要登堂入室,还要走过一条“夹道”,“转过一层群房”,文嫂轻敲门环,丫鬟出来“开了双扉”,这才好不容易进到“后堂”:“掀开帘栊,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按:读者要记住:这之前西门庆钻“后门”,走“夹道”,转“群房”,七曲八弯,似在暗中模索,到此眼前一亮。情景写得何等逼真,何等致密) 正面供养着他祖太爷太原节度使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字,两壁隶书一联:“传家节操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勋贵家这陈设,这气派,同王六儿家和贲四娘子那样的小家子气不可同日而语。正当西门庆“观看之间,只所得门帘上铃儿响”,然而出来的是文嫂,而不是林太太, 这可和西门庆过去的任何偷情经历大不一样,所以急着要文嫂“请老太太出来拜见”。于是文嫂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如此三番两次,但还不是“老太太出来相见”,而是“太太请老爹房内拜见哩”。
到此为止,这才把勋贵家宝眷的架势写足了。两人在房内见面后,尽管双方已欲火如焚,但还要来一段礼节十足的寒喧和反应,然后才是摆下“十六味美味佳肴”,饮酒之间,“西门庆见左右无人,渐渐促席而坐……”,但不象在王六儿家“见无人进来”即“搂过脖子来……”,更不象在贲四娘子家什么关节, 过门都没有,“不由分说把妇人搂到怀中……” 而只能对林太太小心来一番试探, 见林太太在挑逗之下“笑而不言”, 才敢再施故伎。其分寸掌握之细, 可谓间不容发。
以上所举《金瓶梅》写人叙事数例,书中实所在多有,且精采多有超过者。其叙事、写人,笔触之活泼多姿,色调之丰富斑斓,令人赞叹,前人誉为“炉锤妙手”,不为虚言。
然而书中存在另一种大不相类的笔墨,即刻露描写性行为的笔墨。其内容的淫秽暂不讨论,现仅就其语言而言,远远不能与上述写人叙事的笔墨相比,全书刻露描写性行为的笔墨约近百处, 大多大同小异, 刻板呆滞, 前后重复, 变成陈词滥调, 形成模式化刻板化描写, 如将其集中阅读, 则多半会产生一种效果, 即读久生厌。这就很自然地使人产生一个疑问: 以作者叙事等人的大手笔, 怎么会在同一部书中产生这样平庸的文辞? 作者在写这部分时是在进行语言艺术的创造呢, 还只是为了适应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充斥于整个晚明社会的那种“时尚”而粗糙地凑合写成的? 这是大可怀疑的。这里还必须注意到一种情况, 即刻露描写性行为的笔墨, 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抄引自他书的。
在《金瓶梅》成书过程中,是有意识地吸引了《如意君传》的故事细节描写。具体说来,《金瓶梅词话》的第十八、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三、七十八等回的一些性生活描写,大都由《如意君传》化出。或动作一样,同出一辙; 或行为相似,同一模式; 或具体描绘,一字不差,或大同小异,模仿痕迹甚浓。特别有几段文字,更是公开的抄袭,如第二十七回“忽然仰身望前直一送”以下一段文字,直接由《如意君传》移入, 照抄不误书中这部分笔墨还有直接抄自《水浒》的, 如《金瓶梅》第二回写西门庆初见潘金蓮的一段。
《金瓶梅》的杰出作者,一位“炉锤妙手”,一位叙事写人的大师,为什么在有关人物的性行为描写中,表现得如此笨拙呢?为什么笨拙得完全不考虑抄袭来的语言是否会破坏人物的语言个性呢?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即作者对性行为描写这部分实际上既不看重也不感兴趣。正因此,他没有把他创造的精力和灿烂的才华投放到这部分的笔墨中去, 因此才出现了漫不经心的大量抄引, 随手拈来的凑合应付。然而作者为什么又要在书中大量使用性行为描写的笔墨呢? 这就是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晚明社会的“时尚”使然。
事实上,看看我国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所发生的非正常倾向,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现在在小说和影视创作中,表现和描写性的笔墨是大量的,影视中“脱”的镜头和床上戏多起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吸引读者和观众。所以,笔者不敢苟同说作者在描写书中人物性行为时也表现出一种分享的兴趣。
总之,“时尚”的强大影响是其客观原因, 而适应“时尚”保持作品的吸引力是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们不一定象清人刘廷玑那样来断定《金瓶梅》作者的下述的创作意图:“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在园杂志》) 因为一个色情小说的作者也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辩护; 但至少不应轻率否定作者在创作这洋洋一百回杰作时心态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