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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服饰描写论其背景朝代可考性

从《红楼梦》服饰描写论其背景朝代可考性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大二学生。本文原题《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从<红楼梦>服饰描写论其背景朝代可考性》。

作者

虞欣颖

在《红楼梦》一书中,作者运用大量篇幅进行人物服饰描写,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曹雪芹对服饰的描写是极为细致的,选料,制作,颜色,花纹,款式,无一不是娓娓道来,跃然纸上。曹雪芹对服饰的精确描写与他所生长的家庭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早年的曹雪芹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富贵的生活。这种出身,使他对服饰的审美意趣和了解程度都甚是高端,也对他创作《红楼梦》中大量篇幅的描写人物服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若细看曹公在书中对服饰的描写,会发现,《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并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朝代的,我们无法凭借服饰来确定《红楼梦》中故事所放置的历史位置。

如《红楼梦》第70回,庚辰本作:“那晴雯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睡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身上”。“红睡鞋”三个字让人不禁产生了疑问,徐柯《清稗类钞·服饰类》称: “睡鞋,裹足妇女所著以就寝者。盖非此,则行缠必驰,且借以使恶臭不外泄也”,自然红睡鞋是专门给古代裹脚女子所用。若说《红楼梦》定位于清代,曹公笔下贾家的原型是曹家,曹家是皇族包衣,虽不一定是满族人氏,也是习惯于满族习俗,推而及书中,贾家作为世家大族,若是清代,自然是效仿满人作法。据《清史稿》记载:“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因而,太宗皇太极就于崇德三年(1638年)谕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后孝庄皇太后于顺治元年喻:“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我们可以看出,在清朝,对于女子缠足是明令禁止的,虽因积习难改,后取消禁令,但对于八旗女子,却从未取消。因此贾家女子多是天足,而晴雯身份虽然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是家生奴才,但我们可以确定,晴雯很小便进入了贾家,因此若是清朝为背景,缠足的可能性是很微乎其微的。又如《红楼梦》第15回中,有对北静王服饰的详细描写,“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记载:“蟒袍,一名花衣,明制也。”,而戴翅帽,着蟒袍也显然不是清代的正式朝服。著名红学家周岭先生曾经指出,“白蟒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作为官员的朝服正装,只有在戏剧中才会有十色蟒,其中一色是白蟒。因此,北静王在书中的服饰显然与清代官服长袍马褂截然不同。其实从贾宝玉平时的穿着也略有所见,如“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清代一律废除明朝的冠冕,贵族男子剃发留辫,辫垂脑后,这与宝玉平日戴冠带出入甚大。

但以上举例并不是为了证明《红楼梦》中服饰与清代完全无关,相反《红楼梦》中亦有大量的服饰描写是与清代贵族所着一致。如第三回写凤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凤姐所穿的袄,褂,洋绉裙都是清代贵族女子的穿着风格。而第十九回中提及:“当下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箭袖满语叫做“哇哈”,是满族男子袍褂袖端另接的一段半圆形袖口,自公元1644 年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箭袖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实用意义,而成为一种修饰。

从曹雪芹在《红楼梦》的服饰描写中我们可以得出,服饰并没有一个时代背景作为限定,自然这不可能是曹公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并不是框定在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以一种历史时代背景架空的方式来记叙。此前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曹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自己卷入清代的文字狱。诚然,清代是一个文字狱盛行的时代,若论因文字而获罪,数量之多,处罚之酷,没有哪个朝代比得过清朝。康熙庄廷鑨明史案,被祸者七百家,被处死者千人。康熙五十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撰《南山集》中谈及顺治元年太子慈烺案,当时朝廷认定太子是假,匆忙处死;雍正朝也发生过查嗣庭科场题案、吕留良案,《西征随笔》案等等,一时可谓人人自危。清朝在两百多年间,采取了各种小说禁毁措施,颁布了近30条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和各种地方禁毁法令、乡约、清规等,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以维护其统治。从以上案例我们自然不排除曹雪芹是因为要躲避文字狱而采取烟雨朦胧法写作,称“无朝代年纪可考”。但若细细看来,康雍乾时期文字狱虽多,却甚少有涉及小说创作的,于我拙见,其原因是与小说创作在清代并不受到重视有关。清代的小说家纪昀他视小说为:“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多有责难,直到晚清时轻视小说的状况犹未扭转。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辞》中就概括了时人对小说的歧见。他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古之所谓小说家者,与今大异)。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加嗤鄙。”小说在当时是无法登大雅之堂,是被视为市井文学。因此,许多流传甚广的小说如《三言两拍》等都是有编者而无作者,再如《金瓶梅》,则是以一个一看便知不是真名的兰陵笑笑生著。

言归《红楼梦》,我们可以从书中的服饰符合人物形象与当时作品中特定的环境描写。如《红楼梦》第50回中,描写中看出,曹雪芹是一个对美学价值非常重视的人,他的服饰搭配描写都是非常有如下描写:“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可以想见,曹公写这一幕,是有考虑过文字画面感的,就如苏轼评价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幅美人伴梅花画面,衬上金碧辉煌的凫靥裘,自然是美不胜收。又如第5回,有一段对宝钗的描写,“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髟赞}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这一套淡雅不出众,却大方得体的服饰,对于“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宝钗而言,是最契合不过的。从以上论述,我认为曹雪芹之所以选择将《红楼梦》作为一部无朝代年纪可考的小说来创作,在其中描写大量的无确定年代的服饰,除却对清代文字狱的规避这一历史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文人创作者的审美意趣,出于对作品本身的考虑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