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白鹿原》中须要有大量性描写?
谈及《白鹿原》，似乎总是绕不过陈忠实对“性”大量又细致的描写。学者梁鸿立足于乡土社会的传统风俗，从性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分析《白鹿原》中的性描写。在梁鸿看来，《白鹿原》是“以对族权的争夺为经线，以性的活动为纬线来描写中国家族制度的命运”的——
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性与权力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这种秩序根植于封建家族制度的伦理与文化模式当中。因此，在白、鹿两大家族的权力争夺中，性成为了禁忌，想要获得权力就必须节制性欲；而在《白鹿原》中，以田小娥为核心的性关系网络成为对抗旧秩序的力量，“性”表现出强大的反控作用，甚至在观念层面上起着一种“破旧立新”的催化效果。
性与族权：
《白鹿原》中的性文化意蕴
作者 _ 梁鸿
1993年，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后，其中大量又细致的性描写遭到了非议。有评论者认为这是“玉中之瑕”，也有许多人认为是一种商业炒作。我觉得，对这部陈忠实作为自己“垫棺做枕”的作品，任何简单而又粗略的评价都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其中关于性的描写。它肯定寄寓了作者某些思考和情绪。
本文即从性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入手，试图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白鹿原》所蕴含的性含义，具体来说，我想在本文中分析家族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初级权力机构）是如何利用性来达到统治的目的，性在此中客观上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权力对性的极端化态度如何使中国家族制度和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走向衰落。同时我还想在本文中具体分析一下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心理和性文化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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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家族权力
要想弄清性在农业社会权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要弄清楚中国封建文化特征。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决定了我们这个族群是循着自然的血缘关系构造起来的，是一个礼俗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血缘性的自然联结里层乃是人格性的道德联结” ，它们相互渗透成为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一体两面，使得血缘不再停留在自然的血性中，而提到了“道德的感通”这一层次，同时也使得道德不再停留在权力、理性规约这里，而是渗透到自然的血性之中。这种权力、理性和自然血缘相结合的道德方式，决定了中国的伦理本位文化特征。
因此，在中国封建基层社会，道德几乎可以说代替了法律的职责。同时，在“自然的血缘性联结”下，个人的价值只有摆在血缘关系中即家族中才有意义。弄清中国封建文化的特征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比较容易分析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封建社会婚姻的主要目的在于生育，而性的另一重要部分——性欲从伦理上被剔除出去，这种性交、婚姻、生育三位一体的伦理型文化模式不是偶然的。
性欲，这个冲动和张扬的产物，不符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对性欲的抑制，会促进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另外，在一个家庭中，有了儿子才能确立在村子里的地位，才能够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生产，这无形中夸大了性的生育功能和生育所彰显出的权力性质。对于一个族长来说，婚姻还是宗教权力的一种联结方式，也是权力外延的一种渠道，生育的结果如何，往往会颠覆权力，使权力位移。因此，才有了白鹿原上的头号人物白嘉轩“六葬七娶”的壮举。
1. 白嘉轩的深层性禁忌心理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 这惊世骇俗的开头似乎是作者在让白嘉轩炫耀他非凡的性能力。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作者哗众取宠的楔子，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是为了表现白嘉轩“尊祖”与“宗孝”的文化心理。但从小说后面的情节发展与白嘉轩的发生逻辑来看，他的“引以为豪壮”并不仅仅是炫耀其性能力（相反，这正是他深藏于心的禁忌），尊祖与宗孝也只是一种表象，他真正引以为豪壮的是他以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得了儿子，获得了他作为“父”（父亲和族长）的权力。
白嘉轩和他的前六房女人无子以及六个女人的死亡象征着什么？白嘉轩旺盛的情欲和六个女人的惶恐不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暗示着一件事，白嘉轩潜意识里认为他性欲的旺盛导致他无子的灾难。他害怕或者说他否认性的激情和爱欲的存在。激情、放纵，对于白嘉轩来说是一种威胁，他所信奉的道德原则是节制，只有节制才能带来尊严和权力。因此，他对自己的情欲有一种恐惧心理。反映在外，即受到无子的惩罚。无子、死亡和旺盛的情欲如影随形，这种如影随形的意象性是中国儒家道德文化的投射，中国性文化的超越功能即道德和生物本能的截然对立造成白嘉轩灵与肉的分裂，在生育目的强调统摄下，他企图把他的情欲归结为为了后代，但是，他失败了，他的灵魂产生了焦虑和不安。
日后，他对小娥反复过分的性惩罚和对儿子白孝文的仇恨都显示了他早年的不安和禁忌情结。儿子的血缘性自然联结是种族绵延的保障和父辈获得权力的象征。没有儿子，他的族长权力就会受到全面质疑，他就不可能办学堂、订乡约、正家风，在白鹿原上推行他的道德原则。颇具意味的是，在完成了生子的任务之后，白嘉轩的性生活突然成了空白，女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白嘉轩的世界里被遗忘了。活动在作品中的是一个开始处心积虑运营生产的族长。
这空白隐含了一个信息：白嘉轩在拒绝或者说在有意摒弃情欲，开始走向他的社会角色。性已经成功地为他奠定了基础。鲁迅先生曾极具讽刺地说道：“性交是常事，却以为是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是天大的功劳。”这句话充分揭示了白嘉轩性禁忌的深层文化心理，也形象地揭示出中国人对性的分裂态度。“人类之所以能适应，就在于生物性加上文化性的系统，生物程式的演化是要维持人类的生存并形成人类社会。” 但是，也正是人类善于把“生物性”加上“文化性”，才使“生物性”失去它自然鲜活的生命力，变成一种从属于文化的因子。文化则成为一种权力模式存在于人的生物本能中，对人的性活动起着支配作用。
2. 对鹿子霖犯规的疏漏：权力机制对性的利用之一例
可以说，《白鹿原》是以对族权的争夺为经线，以性的活动为纬线（两者经常互为背景互相利用）来描写中国家族制度的命运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之间的权力争夺是原上最公开也最隐秘的矛盾。白嘉轩一开始就占了上风，独得了白鹿的灵气并成功策划了换地事件。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从此开始，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追溯到祖上。白、鹿两姓是一个大宗族，在分姓时规定以“白”姓为长，这是先天的优势，是白嘉轩的权力原型。
白嘉轩利用手中的权力总是能巧妙不着痕迹地打击鹿子霖。他不知道鹿子霖的淫荡吗？他很清楚，并且早就预言：鹿子霖会落得个猪狗不如的下场。作为一个族长，为什么疏漏了鹿子霖的淫荡行为，而对小娥、狗蛋之类进行毫不留情的惩罚呢？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白嘉轩是有意放过鹿子霖的，鹿子霖有一句话深刻地表明了两个人的意思，“（在小娥被刺刷之后）你挨了刺刷受疼我知道。可你不知道白嘉轩整你只用了三成劲，七成劲是对着我……人家把你的尻子当作我的脸抽打哩！”
的确，白嘉轩的目的就是要让鹿子霖放纵，让他在愤懑中走向堕落。他要摧毁鹿子霖心中的自信，让他失去在村中做人的资格，这样鹿子霖就失去了和白嘉轩争夺的力量。
3. 对白孝文、小娥的性惩罚
陈忠实在谈到白嘉轩时说他的原型来自一位腰杆挺直、威严无比的老族长，那些在家门口袒乳给小孩喂奶的妇女一见他就赶紧往屋里钻，在书中白嘉轩几乎是尊严、正义和理性的化身。当他大义灭亲处理儿子的性犯规时，他同时赢得了村民的拥护和信任。白嘉轩几乎忍受不了儿子的叛逆，当他听到孝文在小娥窖里的淫秽声音时，他嘶叫一声跌倒在地，他不仅是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耻辱击倒，更重要的是白孝文对他的道德信仰的打击。
白嘉轩一生最看重的就是那张“脸”，没有了“脸”，他就没有了权力和尊严，也没有了生存的支柱，“这个儿子丢了他的脸亏了他的心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他为他丧气败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土匪打断腰杆的劫难……”
从权力层面来看，他对白孝文和小娥的性惩罚出于几种考虑：首先，他必须维护他权力的公正性，村民们都在看着他，更重要的是，鹿子霖在关注着他的行为，假若白嘉轩包庇儿子的话，则落入了鹿的圈套；其次，白孝文的放荡行为使他失去了将来做族长的资格，他要通过惩罚孝文来确认二儿子孝武的族长位置，这对维护白家以后的权力是相当重要的，他让孝武去刺刷他的哥哥是深思熟虑的；还有一层白嘉轩根本意识不到的心理原因，他对性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方面。
文章前面已经提到，白对旺盛的情欲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和紧张，他把孝文的性放纵看得比其他的错误都严重得多。鹿子霖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让小娥诱迫孝文上钩。我们不难发现，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实施的是暴力统治，用暴力的手段来达到“仁义”治村的目的，这本身便是一种悖论。在白嘉轩眼中，原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族权网络下的一个个网结，这种道德与主体价值需求的偏离是中国实存型道德的悲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白嘉轩对权力的运用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由白嘉轩的主观意识决定的，他也受着所信奉的道德精神的制约，这种高层次的理性又形成一层权力网住白嘉轩并敦促他去实施，以达到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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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情结：
鹿子霖的祖根文化悲剧
陈忠实曾在创作谈中谈到，鹿子霖和白嘉轩虽然经常携手办理族务，但是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属于农民中对立的“两种类型”。也有评论者认为，白嘉轩所持的是伦理本位文化，奉行的是儒家人格思想，而鹿子霖的思想支点却是官本位主义。实际上，无论白和鹿持什么观点，他们的行动都基于同一种需求：对权力—族权的渴望。但老祖宗在分白、鹿两姓的时候，武断地规定以“白”为长，注定了鹿子霖的悲剧，使他永远成为“老二”，永远没有资格站在祠堂前，这种天然的毫无理由的剥夺自然会引起鹿子霖不自觉的反抗，同时也决定了鹿的性格发展趋向。
1. “祖”根不正，是他宿命的悲剧
刚才已经提到鹿家“老二”的地位是他失去权力的第一条件，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是他一生难以化解的情结——耻辱的发家历史：他的祖先靠被人鸡奸而发家。这几乎是鹿家几代人的隐痛，也是他们在原上地位始终不稳固的重要原因。鹿子霖的道德指向摆脱不了这种耻感文化的困扰。他不断向儿子兆鹏、兆海提到祖先的遗愿，显示了他迫切改变血统地位的愿望。
当兆海穿上军装回到村里，当他当了乡约终于站到祠堂前面，他显得何等激动，简直有些轻狂；当庆祝活动中鞭炮齐鸣时，他的家族根基的肤浅和他心理扭曲的阴影也一并显现了出来。和白嘉轩的冷静自尊相比，这恰恰显示了他底气的不足和自信心的严重缺乏。究其实，在鹿的心中，他还是以白嘉轩的道德原则为重的，他一生都向往在这个制度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他的人格力量抵不过白嘉轩，他转而利用另一种文化（战争文化）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村民的承认。
但是他很清楚，白嘉轩看不起他，鞭炮和炫耀只是为了掩盖他的虚弱，他迫不及待地寻求女人一部分是他的空虚感和挫折感所致。弄清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何以白嘉轩的腰杆总是那么笔直，而鹿子霖却越来越萎缩的原因。因此，我认为，“官本位主义”这种判断是缺失的。我们必须分清鹿子霖心中的“官”和现在的“官”的质的不同。他所谓的“官”的存在价值是依托于“族”的存在。族，在皇家继承权的映照下，是权的根基。
鹿子霖尽管有了“官”，却纳入不了村民的思想体系和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中，其威严也远不如白嘉轩，这是他追求族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故从总体上看，鹿并不是官本位，其深层心理仍是族权本位。他只是利用“官”达到他在白鹿原上的正统地位，他的发达永远代替不了他在祠堂前站哪怕一分钟。
2. 一种民间势力：鹿子霖“干儿”的存在意义
作者前半部分没有描写鹿子霖的众多私生子，后半部分，则突然出现鹿子霖在“干儿”家晃动，而且“干儿”的母亲无一例外都颇具几分姿色，“干儿”也无一例外是鹿姓特征。显然，他们是鹿子霖的儿子。鹿子霖不怕白嘉轩和村民们知道吗？他的有意走动甚至颇有些炫耀的姿态在暗示着什么？当族间争斗的时候，多子的一方必然占相当大的优势。鹿子霖从正面绝无可能战胜白嘉轩，他只好退缩到“性”的阵地中。“本能的欲望永远随着挫折而高涨。” 他希望从一次次猎艳中获得满足来缓解心中的郁结。
随着一个个“干儿”的诞生并显示鹿姓特征，鹿子霖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若干年后，鹿姓——他鹿子霖的儿子将遍布白鹿原，他们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民间力量对抗白家。因此，鹿子霖开始公开串“干儿”家，不是欲盖弥彰，而是在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强化他作为“父”的合理性。这种心理虽然可笑，但并不奇怪，农民文化的实用性和生存哲学可以使民间的非正统的因素逐渐占据上风，为人们所接受，并最终发挥作用。
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明争暗斗实际上反映了封建家族和皇权专制的矛盾本质，如果说白嘉轩是家族制度中的超自我（理性）的化身，那么鹿子霖则是本我（感性）的化身，白把制度自觉地纳入内心的规则之中，完全被角色同化并成为生命的动力，鹿子霖则几乎用一种堕落了的人类天性来反抗那种令人压抑的理性精神，他们两人性格的截然反差是家族制度一体两面的绝妙版本。我们也可以说在既定权力网络的定位中，鹿子霖是一个不自觉的反抗形象。可是最后，他失败了，从权力网络中掉下来，成了被遗弃于秩序世界之外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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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性无能者白孝文、黑娃
1. 心理性无能者白孝文
白孝文被诱惑到小娥的床上，其实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鹿子霖的阴谋、白嘉轩的暴力驱逐，他心灵深处性压抑的反弹动力也会促使他走向小娥或别的女人的床。他需要一个婚姻规范之外的女人来放松他长期的压抑。他的妻子不能或者说不敢被作为白孝文的性快乐对象，因此她也就被降为一般意义的洗衣做饭生娃的对象，而不是鲜活的自然灵性的存在，白孝文堕落之后对妻子的鄙弃和毫不怜悯可以说是对白嘉轩的不屑一顾。
白孝文面对小娥时的性无能，完全是心理使然。“他的男性能力被对手的某种品质所抵制，似乎内心有种阻力，干扰了意识意向的执行。” 从白孝文所接受的禁欲原则来看，小娥完全是一种异己力量的存在，是邪恶情欲的代言人，和白孝文的身份是完全相对的，正是她身上的这种特性抑制了白孝文性欲的升起。孝文身上的阻力则太多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以一个族长继承人的身份去和小娥交欢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时的他受到“母体”即白嘉轩所代表的道德原则的强烈牵制，因此，他只能成为一个阳痿的男人。
他怀着恐惧一再找小娥求欢，每次都不可避免地失败，可怜的男人，他完全成了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社会符号。幸运的是（而不是不幸），他受到了白嘉轩极端的惩罚，他被剥夺了继承族长的权力被逐出家门，同时也把他推向小娥的怀抱。“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样了！”解脱了“仁义礼智信”的束缚，解脱了“族长”的锁链，孝文被抛出了制度之外、角色之外，反倒使他终于达到了高潮。
在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灭顶之后，白孝文抛弃了白鹿原，抛弃了“仁义道德”，走上了与社会新兴政治力量结合的道路。这和鹿子霖的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命运轨迹令人不由得不思考社会为什么培养出那么多“表面上道德文章，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人。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绝对二元化的表现之一，灵与肉、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这种文化培养了人们的两面性和分裂人格，它成为民间舆论的导向，也成为内心衡量自己的准则。白孝文后来偕妻回到原上，用自己的“新贵”来嘲笑古老而又落后的白鹿原，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杀人如麻，甚至连情同手足的黑娃也不放过，这仍是相同文化内核的投射。
2. 从性叛逆到性驯服的黑娃
在《白鹿原》中，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患心理性无能症的重要人物——黑娃，这白鹿原上自由动荡的精灵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形象出现。他是长工身份，却悲剧性地被白嘉轩扯进学堂，祖辈长工的文化源流始终在接受了一些教育的黑娃身上流淌，组成他烦躁、压抑而又自卑自尊的怪异性格。和小娥相遇并相爱是他一生中最放松最踏实的时光，也是他叛逆性格的初步展现。
从最初遇到小娥走上叛逆的道路到最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引导下达到驯服状态，黑娃完成了从叛逆到皈依的历程。在和小娥做爱时，黑娃奔放、狂热，充满了野性的呼唤；而在和高玉凤做爱时，黑娃像个迷路的孩子，被“知书达理”的高玉凤所引导达到平静归一的境界。这两种完全相悖的情爱效果展示了黑娃的心理轨迹。高玉凤的引导功能实际上是白嘉轩穿越时空的遥控指挥，“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沉积为农民心灵的地质层”。
黑娃的烦躁不安其实表明他一直被“祠堂”所纠缠，他一生都在为抛弃他的那个“祠堂文化”而奋斗，最终他拗不过祠堂的强大磁场，高玉凤的出现解决了他的回归情结。在接受高玉凤的同时，黑娃的角色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黑娃在性活动中完全成了被动的承受者，他的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了亢奋，“新娘倒比他坦然”，这种心理上的优越在爱情上形成不平等关系，没有了调逗，没有了痴言疯语，完全是一种理性的交合，这种方式更令人难以忍受。然而，浪荡多年的黑娃正需要这个，“她温柔庄重刚柔并济恰到好处，使他在领略了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了可靠和安全”。
黑娃性能力的退化和他皈依族权的心态几乎同时出现，这正回应了前面所说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种阳痿倾向。性萎缩几乎是道德权力的孪生兄弟，和它互为背景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凡是生在白鹿原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当白嘉轩在为黑娃的皈依而兴奋时，他的儿子，曾经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已经在筹划谋杀黑娃了，这似乎预示着以封闭、克制、等级权力为特征的封建“性”文化随着权力的消长总有一天会遭到新兴力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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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反控能力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反复讲述的性，并非仅仅表示人的自然欲望，而更多是作为历史意义和话语的一种代表。它是被放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序列中的一个历史存在。《白鹿原》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清晰家族意识的典范文本，尤其是如果我们从性和权力的关系入手，就会发现，文本中蕴含着一种新的含义，即性对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强大的反控作用，它甚至在观念层面上起着一种“破旧立新”的催化效果，这是以往评论家们所忽略的问题。
中国封建家族伦理（权力层面）对性的态度从来都是否定的，要么抵制、排斥、拒绝，要么阻碍、伪装（夫妻“相敬如宾”即为一例），从本质上讲，权力想让性按它的意志行事。在婚姻中，它只肯定性的生育功能，而完全否认性欲中爱欲的存在，奇怪的是，在对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上，却承认性的愉悦功能，但完全是一种否定和鄙视的态度，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权力制度有意的取舍：它把性只看作权力的实施对象，而否认性的自在性和完整性。
压抑爱欲只能把性爱引向“纯粹性欲”的轨道，用只能给人带来短暂快感的性欲满足替代人的爱欲的满足，小娥最后的彻底堕落即为一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小娥几乎参与了白鹿原上每一次大的争斗，并在争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她为核心，结成一张性关系网，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鹿精魂”做对抗并在不知不觉中微妙地改变着的封建家族伦理和结构形态。由于小娥，鹿子霖背上“乱伦”的罪名并决定性地使他走进猪狗的行列；而白鹿原最好的长工鹿三的“鬼附身”则是他内心信念全面崩溃的外化。小娥好像起到一个桥梁作用，送他们进入一个背后的世界。中国封建“性”文化的绝对二元化无形中突出了性的地位，性和权力对立，性欲和爱对立，这种严格僵化的禁律本身就违背了家族伦理的意愿。
作者再三满怀激情地描写“第一次”，字里行间充满瑰丽的想象和难以形容的愉悦，无论是黑娃、孝文、孝武还是白嘉轩本人都从中体验到一种人生的宽厚和存在的永恒，性的“第一次”几乎成为他们跨入成人行列的一个仪式，性欲在此时也自我升华为对世界、人生和对女人的爱，但是，压制和约束随之而来，性再也没有那种永恒的魅力。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大悲剧。“克制产生了文明，克制的加强又发展了文明。这样的文明势将导致自我毁灭。”这几乎是一个谶言。
——本文节选自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